三子陶刚，1919年11月22日出生，1983年病逝于上海。从小先天不足，身体瘦小而虚弱，[57]先后跟随陶行知在晓庄学校、山海工学团学习。抗战爆发后，先后在徽州日报当报童，后来甘愿务农种田，先后在桂林临桂教养院农场、重庆育才学校农场工作。陶行知去世后他一直在上海育才学校和行知中学工作。
四子陶城，1924年11月17日生于北京，2011年2月28日病逝于哈尔滨。抗战期间，他在上海积极宣传抗日，与其他青年创办了《抗日每日战报》，在上海街头向市民报道中国部队的战况，还参加了上海童子军。1938年随父亲到桂林，参加储材学校少年抗日宣传队，张贴抗日宣传画，教孩子们画宣传画，讲抗日故事，教唱抗日歌曲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先后在重庆九龙坡交通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学习。解放后，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力学教授。
第二任妻子吴树琴
陶行知的第二次婚姻是与吴树琴的婚姻。陶行知与吴树琴相识是从1935年7月23日开始的。吴树琴是安徽休宁县人，距陶行知老家仅有百余里，她原是安徽省隆阜第四女子中学学生，1935年7月为了反对父母包办婚姻与另一女生离家出走，经姚文采的介绍与陶行知相识，陶行知将她们介绍到上海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学习，从此他们开始书信往来。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，吴树琴对陶行知产生了爱情，第二年春，回到老家的吴树琴开始给陶行知写信表达自己对他的好感。自20世纪30年代初，陶行知的前妻汪纯宜因受刺激而精神错乱，他一直投身于教育事业，无法得到家庭的温暖，爱情更是无从谈起。1933年底他在给晓庄学生汪达之的信中谈到娶妻的条件时，明确提出以聪明、健康的乡下姑娘为宜。当时陶行知的家庭出现了很大变故，母亲去世，他妻子汪纯宜又成天住在精神病院治疗。可以说，很长一段时间，他得不到家庭的温暖。当陶行知收到吴树琴表达爱意的书信，吴树琴在信中说她在梦里常常看到陶行知，他非常激动与欣慰，犹如久旱逢之甘霖，于是便接纳了这个女子的爱。他在1936年3月15日给吴树琴的信中讲道：